单应桂的成功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广泛的汲取民间艺术中的营养,一是丰富的生活积淀。单应桂在谈起她画的《逃亡——童年的回忆》、《背井离乡》等作品时曾说:“因为我有这个生活经历,人老人就越想过去,这些经历是青年人没有的,这也是我的‘财富’,很希望好好画它。” 单应桂中国画创作成熟、结出硕果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70年代初,她画出了《如果敌人从那边来》、《铁索桥畔》(合作)等作品。80年代,画了《春风》、《乡情》、《鲁迅》、《山村妇女组画》等。 《如果敌人从那边来》作于1973年,不同于当时红光亮的创作模式,作品的构思是从生活中来的,表现手法也不一般化。她是去胶东半岛深入生活时,萌生了表现抗日战争时期民兵地雷战的想法,为此收集了大量史料,访问老民兵英雄,画了很多速写,但却未能找到展开画面情节的一把钥匙。后来偶而遇到老英雄赵守福在学校前的广场上给小学生讲他们当年如何埋地雷炸鬼子的故事:“老赵那布满皱纹的脸和浓密的胡须,以及激动发亮的眼睛,十分入画,还有那有力的大手比划着,孩子们稚气的脸上显露出惊奇的神情,老少两代人形象有鲜明对比,有着强烈的精彩的艺术效果,这情景一下子打动了我,便急不可耐地跑回我的小屋,当晚就画出了《如果敌人从那边来》的草图,第二天拿给老乡们看,他们都说很有意思。”这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经验之谈。 单应桂的人物画情态把握得非常好,有的只是画一个背影,然而很动人。她的代表作《春风》笔墨精到,形象很美,人物形象得自1963年下乡和村里妇女们一起在麦田锄草的印象,在脑海中储存了20年才动笔画出来。《乡情》中挎篮姑娘的生活原型,其身段、装扮都来自单应桂记忆中死去的姐姐。在离乱生活中曾一共过患难,后来早死,却在画家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倩影。画中人之乡情,也是画家之情。这个时期的作品,显示出画家笔墨表现技巧的丰富多样性。《春风》沿袭了《当代英雄》、《如果敌人从那边来》的风格,发展了叶浅予舞蹈人物的画法,画得很轻松、潇洒。《山村妇女组画》则吸收了年画、工笔画的用笔,也有写意画的成分,画得很结实,生动传神,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印记,有历史的深度。 20世纪90 年代以后,年届花甲的单应桂画风陡变,由欢快的抒情转向深沉的历史反思,并拓为巨幅。成为这一时期代表性作品的是“往事系列”,从“逃亡系列”、《背乡离井》生活,到《参军》妻子送郎上战场,然后是支前《沂水欢歌》(见上图),所表现的是民族的苦难和人民的抗争。有的以前画过,不满意,90年代又重画的,《背乡离井》是近年才画完的。 抗日救亡是单应桂 一直关注的题材。她的家庭环境,个人经历都有许多磨不掉的记忆。她的大姑母在“七七”事变后参加抗日剧团在演出时被鬼子打死。父亲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少年单应桂跟着母亲流浪在鲁西平原。“逃亡”一画的内容便是对“童年的回忆”。 单应桂说,画中形象都是她熟悉的,他们的原型,她都能指点出谁是“李格的爹”,谁是“玉珍的爷爷”、“祥子的娘”,画的时候,用不着找模特、摆姿式,可以随心去画,一一呼之欲出,只在遇到手、脚细部需要画得更具体时,才对对模特。《逃亡·童年的回忆》(见下图)获得了“正义·和平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国际美展特别奖”。《逃亡》、《参军图》、《沂水欢歌》都是多人物的巨构,其中包含着不少耐人寻味的细节表现,作品依内容的不同而笔墨表现有所区别。《逃亡》在线描的基础上以墨渲染,画风比较厚重。《参军图》与《沂水欢歌》则主要以花青淡染,风格趋向于轻快。这些画都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构思过程。
《沂水欢歌》表现抗日战争中山东解放区妇女积极支援前线的情景,姑娘大嫂们高高兴兴地聚在河边为战士洗军衣,互相没大没小地泼水嬉闹着。作品初稿作于1977年,而观众则很容易从画面情节中联想到那年单应桂所作的年画《做军鞋》。这些画中人物都是多么天真无邪的美好性情啊,如果没有战争的梦魇,她们应当生活得更幸福,充满着明媚的春光。单应桂画这些,也并非由于“人老了就越想过去”,而是始终萦绕于画家内心的历史情结,令她不能不一画再画,让没有经历过那段生活的后来人,记住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灾难、浴血奋斗的经历,而画家的创作也由此而出现黄钟大吕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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